（中央社記者張淑伶北京4日電）「人生一晃2、30
年，你說我們能不急嗎？」一名33年前從天安門廣場
上撤出的親歷者說，希望有生之年看到中國民主，他
著急的是缺少年輕人接棒，在現實生活中維權也有許
多艱難。

中共視「六四」紀念日為敏感的日子。據了解，律
師浦志強、異議人士查建國等「敏感人士」1日開始
就被加強維穩，不是強制被帶走旅遊，就是家門外有
人監視。

本篇報導的受訪者張先生（化名）也不例外。他是
在國內安全保衛（國保）人員對他加強監視前，告訴
中央社記者參與六四對他意味著什麼，以及他在20多
年後有什麼樣的轉變。

張先生今年53歲，是個普通的小生意人，1989年
時，他是北京大學2年級的文科學生，父母務農，沒
有特別的家世背景。

當時響應天安門民主運動的不只是北京的學生和工
人，在上海、成都以及其他省會城市如濟南、西安、
長沙、武漢、合肥、瀋陽、鄭州等，都有規模不等的
示威遊行，有研究者估計，1989年民運總體數量上約
有數百萬人參與。

他們絕大多數都是像張先生這樣的普通人，要求政
府處理貪腐問題、進而追求民主自由。而在六四鎮壓
後，相較於流亡海外者，留在國內的才是這個群體的
大多數。

張先生4月開始參與天安門廣場上的活動，曾參加
過5天絕食，回到學校，後來又再度走進廣場。 6月3
日深夜，軍隊開始清場，他是最後一波從天安門廣場
人民英雄紀念碑撤出的學生之一，當時大約已是4日
凌晨4、5時。

人是出來了，但是精神上「30年都沒走出那個地
方」。六四屠殺後，張先生還因為與維持北京城戒嚴
的士兵發生衝突，在看守所被「收容審查」了半年。
說起六四對他的影響，張先生說，就是一個年輕人所
遭受「精神上強烈的刺激」。

經歷過六四和關押後，張先生始終覺得應該「做」
些什麼，而不是像知識分子只在理論上去談論。為
此，他甚至1993年到了湖南，和一些朋友從事一些想
發動基層反抗或培養意識覺醒的工作，後來一些朋友
被警察抓捕。

六四之後，張先生想的仍是政治層面的事，像是建
立反對黨、要為六四平反等。但從2012年開始，他轉
而參與具體的基層維權事務，比如社區業主委員會選
舉、拆遷權益等，此外，也參與或推動一些知名的跨
省維權事件；他認為這些直接牽涉民眾生活利益的事
才能產生動員力量。他的體會是：「政治路窄、維權
路廣」。

張先生認為，自己最近10年投身的事情是「做實
事、打基礎」：中國要有民主的土壤，才有可能做後
續更大的事。但維權路也不好走，「我不直接提共產
黨怎麼樣，國保說我在打擦邊球」。

更大的問題是，當今中國社會還有培育民主的土壤
嗎？許志永2012年發起「新公民運動」，主張教育平
權、官員財產公示等，隔年就被逮補並坐牢4年；近
年他又因為「廈門聚會」以及2020年發表要求習近平
下台的「勸退書」而被拘捕。 2015年爆發抓捕維權人
士和維權律師的「709事件」，牽涉約300人，對中國
維權界更是一大重擊。

張先生坦言，這些事情讓中國的民權運動陷入了低
潮。

他也很清楚中國的言論環境越來越緊縮，「現在還
能抱團發聲的，只有校友會了」。無論是2018年支持
工運的一些青年被拘留，或是今年初徐州曝光被鐵鏈
鎖脖的8孩母親，都可見到以中國人民大學校友會、
北京大學校友會等名義簽名連署聲援，儘管這些內容
通常也很快就被刪除。

生意難做加上疫情衝擊，張先生為了償還負債賣掉
房子，「沒有房產的維權人士很艱難，國保會讓房東
來趕你」，一邊是被房東不斷逼遷，一邊是妻小需要
安定的生活，警察又經常到他租房小區外「站崗」引
來鄰居側目。大半精力花在應對這些事上，這樣的人
生值得嗎？

他說：「這牽涉到你看待人生的意義是什麼。要真
正撬動中國還是要在國內，我也不是怕去衝撞這些，
重點是我有妻兒、有負債…」

六四事件過去33年，頭髮已有些花白的張先生還在
為自己的理念努力。讓他焦急的除了中國的民主環
境，還有年輕人接棒的問題。他所往來自由派的圈子
中，大家年紀越來越大，沒有什麼新血加入，雖然接
觸過幾年前聲援工運的左派青年，但不免問：「自由
派的後代在哪？中國這個路有多長？」

他說：「我不願意到了我70歲時，事情還沒有成。
希望這一生能看到中國民主。」（編輯：曹宇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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