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聯儲在14個月的衝刺中完成了500個基點的加息，但經濟增長仍保持良好勢頭。有分析認爲，經濟放緩甚至衰退只是延誤而不是缺席，Strategas分析師唐·里斯米勒(Don Rissmiller)就說，

只要貨幣政策維持限制性，我們就得屏住呼吸。

但是，按照歷史標準來看，當前政策效果的滯後時間並不算長。而且，下列五個因素可能導致這輪緊縮週期與衆不同。

第一，中性利率或已上升。

中性利率指的是既不引發通脹也不抑制增長的實際政策利率。雖然很難衡量，但疫情以來，中性利率可能已經有所上升。

紐約聯儲的研究認爲中性利率爲1%，這個觀點也得到廣泛接受。但先鋒集團的四位經濟學家在最近的一篇論文中認爲，中性利率可能接近2%。

這很重要，因爲如果中性利率確實高於1%，那就說明，當前的貨幣政策並沒有想象中那麼緊縮。根據先鋒集團對中性利率爲2%的估計，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在今年2月份左右纔開始進入限制性區間，距離政策發揮作用可能還很遙遠。

先鋒集團投資組合主管羅傑·阿利亞加-迪亞茲(Roger Aliaga-Diaz)認爲，以下四個理由造成了中性利率的上升。

首先，新冠疫情後，全球進行了大規模的財政刺激來重啓經濟，終結了長達十年的經濟停滯；其二，政府債券的大規模發行可能緩解了無風險資產的稀缺性，一些人認爲此前的稀缺性導致利率處於低位；其三，儲蓄過剩的情況在消退；最後，發達國家在國防、綠色投資、能源獨立、產業政策和供應鏈等方面加大投資，更多的借貸即將到來。

第二，勞動力短缺可能非常嚴重，加息不會對就業造成太大影響。

如果失業率不上升，經濟就不可能陷入衰退，但是，結構性勞動力供應短缺以及企業經歷過疫情期間招工的困難後，可能會導致勞動力囤積，SLC Management分析師Dec Mullarkey指出，僱主沒有裁員，但在削減工作時間。

每月就業數據中的平均每週工作時間已回落至接近疫情前的水平——這並不能說明就業或工資的增長。ISM月度調查中的製造商數據也表現出類似的勞動力囤積傾向。

第三，近年來，債務已被“淘汰”，因此高利率對經濟的影響比以前要小。

無論是消費者和企業，浮動利率抵押貸款比例下降，而且，在利率非常低時，抵押貸款再融資大量增加，這意味著較高的抵押貸款利率並未對家庭的利息成本產生太大影響。

聖路易斯聯儲最近的研究報告也說明了這一點。報告指出，如果美國所有家庭抵押貸款債務重新調整至當前的利率水平，利息支出佔收入的百分比將增加一倍以上。但事實上，自疫情爆發以來，抵押貸款利息佔收入的百分比幾乎沒有上升。收入的增長足以抵消更高利率的總體影響。

另外，在過去十年中，公司增加了很多槓桿。企業債務每年的增長速度比名義GDP快三個百分點（分別爲8%和5%）。但是，許多公司利用2021年之前的超低利率來推遲債務的到期日，根據摩根士丹利數據，目前全球只有約15%的企業債務在2025年之前到期。

第四，在“充足準備金”制度下，貨幣政策的傳導被稀釋。

此前央行進行的量化寬鬆改變了當前的貨幣環境，從貨幣稀缺變爲貨幣充裕。銀行在美聯儲存放的準備金數量大幅增加，這減緩了更高的政策利率和更高的存款成本之間的傳遞。

銀行通常希望保持存款利率具有競爭力，但由於資金無處不在，存款利率也受到抑制。一年期國債利率爲5.4%，而美國銀行爲儲蓄賬戶提供的利率僅爲微不足道的0.01%，中國全國平均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僅爲1.6%。

廉價融資使淨息差保持充裕，從而增加了貸款。儘管貸款增長放緩，但5月份仍同比增長8%。即使是對經濟敏感的商業和工業貸款也增長了6%。

第五，現代服務業經濟體很大程度上擺脫了加息的影響。

貝萊德分析師裏克·裏德(Rick Rieder)在最近的一份報告中表示，美國等服務消費主導型經濟體對貨幣政策的敏感程度低於中國等投資主導型經濟體，除了2008年和新冠疫情等特殊期間，美國的產出往往只會越來越高。

裏德寫道，現代發達經濟體，比如美國，並沒有像過去那樣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對加息週期作出反應，而且技術、庫存、支付、收款和就業方面的工具往往會降低經濟的波動率。

他說，回顧過去30-40年的名義GDP增長時，看起來似乎一帆風順，而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消費作爲經濟增長的主要組成部分，表現相對穩定性，如果沒有重大的經濟壓力，消費就不會出現大幅的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