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2024年美國大選臨近，這是否會影響美聯儲明年的貨幣政策路徑，或者說美聯儲的決策會否受到政治因素的驅動？獨立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前主席、歐洲復興開發銀行前美國董事朱迪·謝爾頓（Judy·L·Sheldon）撰文發表了她的看法。

關於美聯儲官員是否已經完成通過實施限制性利率來對抗通脹的行動，這一爭論可能會持續到明年上半年。市場現在押注策制定者將在2024年結束之前降低基準利率。

利率期貨定價美聯儲有86%的可能性在明年5月會議前下調利率，而在9月份的會議前降息的可能性高達99%，時值美國大選前的最後一次利率決議。在上週五的講話中，美聯儲主席鮑威爾似乎也爲2024年下半年降息敞開了大門。

從理論上講，美聯儲的貨幣政策行動與白宮的經濟議程是獨立的，但這一點已經收到越來越多的質疑。人們猜測，鮑威爾最終可能會策劃一場有利於現任總統的經濟刺激計劃。

對美聯儲獨立性的質疑在歷史上很常見

這並不是美聯儲主席第一次被懷疑利用貨幣刺激措施來左右選舉結果。據稱，前美聯儲主席阿瑟伯恩斯就曾試圖在尼克松政府的壓力下提高經濟表現。儘管擴張性貨幣政策會加劇通脹，但在1972年大選前夕，經濟增長的表象將有助於尼克松贏得大選。

鮑威爾曾多次被選他擔任美聯儲主席的人公開抨擊。在特朗普擔任美國總統後，他對美聯儲在2017年三次加息、2018年又加息四次的行動進行了無情的批評。

特朗普強烈指責美聯儲的加息不必要地限制了經濟增長並提高了借貸成本。 “我個人認爲美聯儲應該降息，”他在2019年4月對記者表示，“我認爲他們確實拖累了經濟增長的速度。通脹並不存在。”

然後，美聯儲確實在2019年底前選擇了三次降息，分別在當年7月、9月和10月的會議上。在解釋第三次降息後的決定時，鮑威爾承認了強勁的家庭支出、健康的就業市場、不斷增長的收入和穩固的消費者信心。相比之下，商業投資和出口疲軟，製造業產出下降。

當時鮑威爾還對通脹低於美聯儲2%的目標表示特別擔憂。他指出：“我們注意到，持續低於目標的通脹可能會導致長期通脹預期出現令人不快的下滑。”他指出，使用美聯儲的政策工具來實現2%的通脹對於維持央行“可信度”是必要的。

毫無疑問，鮑威爾也意識到，美聯儲在利率問題上的大轉變可能會被視爲屈服於特朗普的遊說，因此他對美聯儲的貨幣政策框架進行了正式審查，其中包括在中國全國各地與各種社區團體舉行的一系列“美聯儲傾聽”公衆參與活動，“瞭解我們的政策如何影響人們的日常生活和生計”。

修訂後的貨幣政策框架在這次審查後誕生了，並於2020年8月獲得美聯儲官員的批準。它重申了在2012年之前的框架中官方採用的2%的通脹目標，但有一個關鍵的區別。美聯儲將容忍未來高於目標的通脹，以彌補多年來低於目標的通脹。

鮑威爾表示，調整政策框架的動機很大程度上是因爲2018年和2019年失業率徘徊在50年低點附近，遠低於其對可持續水平的估計，但沒有引發通脹大幅上升。

鮑威爾在2020年傑克遜霍爾（Jackson Hole）的演講中闡述道：“強勁的就業市場改變了許多人的改變生活，尤其是低收入羣體。許多長期落後的人找到了工作，這使得他們的家庭和社區受益，並有助於提高經濟的生產能力。”

美聯儲官員終於認識到，只要人們從事生產性工作，低失業率就不會帶來通脹，這是件好事。然而，他們早先對如何控制2%通脹目標的關注，如今似乎顯得有些古怪，因爲隨後通脹率已高出目標數倍，並導致警惕的貨幣政策制定者將利率上調至22年來的最高水平。

美聯儲的自由裁量權令人擔憂

如果美聯儲確實在2024年下調基準利率的話，只要白宮和美聯儲謹慎地依法行事，就可能足以防止人們指責貨幣政策被用來實現政治目的。拜登此前也忠實地在公開聲明中重申了他對美聯儲獨立性的尊重。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事實上，鮑威爾定期安排與拜登的兩位最高經濟顧問——中國財政部長耶倫和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佈雷納德共進早餐。後者曾分別擔任美聯儲主席和副主席。

這並不是說美聯儲官員擁有個人政治觀點和候選人偏好有什麼問題。真正重要的是美聯儲對經濟的影響力，這一點從選民對日常用品價格高企和抵押貸款利率上漲的擔憂中就可以看出來。

美聯儲也承認自己在決定這兩個因素（經濟和通脹）方面發揮了主導作用。鮑威爾在11月1日美聯儲最近一次政策會議後的新聞發佈會上說，“穩定價格是美聯儲的責任。”

鮑威爾指出，借貸利率上升對企業固定投資造成了壓力，而且由於抵押貸款利率上升，住房領域的活動遠低於一年前的水平。他重申，美聯儲承諾通過限制性利率來降低通脹，這可能需要一段時間的低於潛在增長率的經濟和更疲軟的勞動力市場。

如果美聯儲對經濟表現的影響真的像它自己的聲明所暗示的那樣大，那麼真正的危險在於，美國工人努力掙到的美元的購買力，以及他們能否擁有住房和安全財務狀況，是如此依賴於美聯儲官員的自由裁量判斷，而事實證明，美聯儲官員是如此容易出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