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中國財政部長貝森特上週五呼籲對美聯儲進行全面改革，稱這家央行正受“使命蔓延”（mission creep）與“機構臃腫”（institutional bloat）問題困擾。

在《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發表的一篇措辭尖銳的評論文章中，貝森特將美聯儲比作“逃出實驗室的致命病毒”，認爲必須將其“重新關進牢籠”。

這篇文章發佈之際，特朗普政府正試圖通過“宣稱總統有權解僱美聯儲理事”來掌控美聯儲理事會。此前，特朗普曾持續數月施壓美聯儲主席鮑威爾要求降息，隨後又以“涉嫌抵押貸款欺詐”爲由解僱美聯儲理事庫克。目前，庫克已提起訴訟，阻止特朗普的解僱。

若庫克被迫離職，且特朗普的經濟顧問斯蒂芬·米蘭（Stephen Miran）獲得參議院批準，那麼特朗普提名的人選將在美聯儲理事會7個席位中佔據4席多數——這意味著他們可推動利率政策與銀行監管領域的全面變革，也將讓“美聯儲是否獨立於白宮”的問題陷入爭議。

分析師表示，貝森特的文章旨在爲“掌控美聯儲”提供合理性依據。

一本關於美聯儲獨立性的書的合著者馬克·斯賓德爾（Mark Spindel）表示，“這一切都是爲了掌控政府中最具權力的機構。”

美國國會在設立美聯儲時，特意設計了限制白宮影響力的機制：美聯儲理事任期爲14年，且任期交錯，需經參議院批準；僅在有“正當理由”（for cause）的情況下，才能解僱美聯儲官員。

貝森特在文章中稱，美聯儲已失去美國民衆的信任，“必須重新樹立作爲獨立機構的公信力，專注於實現通脹穩定、失業率低、利率溫和的核心目標”。

他呼籲對美聯儲展開“獨立、無黨派的全面審查”，並提議剝離美聯儲對美國銀行業的監管權。

2008年金融危機後，國會曾短暫考慮過一項由民主黨提出的“剝離美聯儲銀行監管權”提案，但最終反而大幅擴大了美聯儲的監管權限。

2008年金融危機中，美國銀行業“大而不倒”的問題暴露，國會因此賦予美聯儲更嚴格的監管權力，包括對大型銀行實施壓力測試、設定資本金要求等。

“在所有銀行監管機構中，美聯儲權力最大、權限最廣，”研究公司資本阿爾法夥伴（Capital Alpha Partners）董事總經理伊恩·卡茨（Ian Katz）表示。

根據貝森特的改革計劃，美聯儲應僅專注於“宏觀經濟監測、最後貸款人流動性支持與貨幣政策制定”三大領域。

貝森特提議的改革需通過立法實現，但卡茨認爲，國會“極不可能”據此採取行動。

在利率政策方面，貝森特表示，美聯儲在經濟衰退時“通過資產負債表政策降息”的做法，“僅應在真正的緊急情況下使用”。

他指出，資產負債表政策已直接影響“經濟中哪些部門能獲得資金”，“干預了本應屬於市場與民選官員的領域”。

貝森特稱：“權力擴張催生了華盛頓的一種風氣——在財政決策失誤後，政府依賴美聯儲來‘兜底’。”

以下爲《華爾街日報》刊登的貝森特所著文章的精簡版。

正如我們在新冠疫情期間所見，實驗室培育的實驗產物一旦逃出牢籠，便可能造成巨大破壞，且難以收回。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聯儲推出的“非常規”貨幣政策工具，也以類似方式改變了其政策體系，帶來了難以預測的後果。

美聯儲的新運作模式，本質上是一場“功能增益”（gain-of-function）貨幣政策實驗。非常規政策的過度使用、使命蔓延與機構臃腫，正威脅著央行的獨立性。美聯儲必須改變方向：其標準政策工具已變得過於複雜，難以管理，且理論基礎存在不確定性。而目標明確、簡單可衡量的工具，纔是長期實現更好政策效果、維護央行獨立性的最清晰路徑。

人們或許會認爲，2008年後推出的新工具與金融市場集中化，能讓美聯儲更精準地判斷經濟走向；至少，這些新增職能應能讓美聯儲更有效地引導經濟。但事實並非如此：2009年，美聯儲預測2011年美國實際中國生產總值（GDP）增速將達到4%，但實際增速僅爲1.6%。那段時期，美聯儲兩年期GDP預測累計高估規模超過1萬億美元。反覆的預測失誤表明，美聯儲對自身能力與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刺激效果過於自信。當特朗普政府轉向減稅與放鬆監管政策時，美聯儲的預測又過於悲觀——這暴露了其對有缺陷模型的依賴，以及對供給側效應的忽視。

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及之後的多次干預，實際上爲資產持有者提供了“隱性兜底”。這種有害循環導致國家財富向“已擁有資產的羣體”集中：企業領域中，大公司通過鎖定低息債務蓬勃發展，而依賴浮動利率貸款的小公司則在利率上升時陷入困境；房主因固定利率抵押貸款，房產價值大幅上漲且基本不受利率影響；與此同時，被排除在資產市場之外、受通脹衝擊最嚴重的年輕家庭與低收入家庭，卻錯失了資產增值的機會。

美聯儲未能實現通脹目標，導致階層與代際差距擴大。其試圖通過“財富效應”刺激增長的做法，最終適得其反。金融分析師凱倫·佩特魯（Karen Petrou）在2021年出版的《不平等的引擎》（Engine of Inequality）一書中寫道：“極端的不平等清晰表明，財富效應對富人極爲有效，卻給其他人帶來了更嚴重的經濟困境。”

美聯儲影響力的擴大，對其獨立性產生了深遠影響。通過將職權延伸至傳統上屬於中國財政部門的領域，美聯儲模糊了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界限。央行的資產負債表政策直接決定“哪些部門能獲得資金”，干預了本應屬於市場與民選官員的領域。而與中國財政部債務管理的糾纏，讓人懷疑貨幣政策正被用於“滿足財政需求”。

美聯儲的權力擴張催生了華盛頓的一種風氣：在財政決策失誤後，政府依賴美聯儲來“兜底”。當總統與國會的政策失靈時，他們期待的是美聯儲干預，而非承擔責任。這種“別無選擇”的局面，滋生了不負責任的扭曲激勵。

監管越界進一步加劇了問題。《多德-弗蘭克法案》（Dodd-Frank Act）大幅擴大了美聯儲的監管範圍，使其成爲美國金融業的主導監管者。15年後的今天，結果令人失望：2023年硅谷銀行倒閉事件，暴露了“貨幣政策與銀行監管職能合併”的風險。如今，美聯儲既監管銀行、向銀行放貸，又決定銀行的盈利邏輯——這種不可避免的利益衝突模糊了責任邊界，也危及了自身獨立性。

更合理的框架應重建專業化分工：賦予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與貨幣監理署（OCC）主導銀行監管的權力，而讓美聯儲專注於宏觀經濟監測、最後貸款人流動性支持與貨幣政策制定。

美聯儲獨立性的核心是公信力與政治合法性——這兩者都因其“超越使命範圍”而受損。過度干預導致了嚴重的分配失衡，削弱了公信力，也威脅了獨立性。展望未來，美聯儲必須減少其對經濟造成的扭曲：量化寬鬆（QE）等非常規政策僅應在真正的緊急情況下，與聯邦政府其他部門協調使用。此外，還需對美聯儲整個機構展開“坦誠、獨立、無黨派的全面審查”，涵蓋貨幣政策、監管、溝通、人員配置與研究等所有領域。

美國當前面臨短期與中期經濟挑戰，同時還要應對“央行將自身獨立性置於危險境地”的長期後果。美聯儲的獨立性源於公衆信任，因此必須重新致力於維護美國民衆的信心。爲保障自身未來與美國經濟穩定，美聯儲必須重新樹立“獨立機構”的公信力，專注於法定使命：實現充分就業、穩定物價與溫和的長期利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