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11月29日，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在康涅狄格州的家中去世，享年100歲。

在共和黨總統尼克松和福特執政期間，這位哈佛大學教授兼外交官在向西方解凍中國、促成與蘇聯關係緩和以及發起軍備控制協議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贏得了讚譽。但也因爲他支持越南和柬埔寨的大規模轟炸行動，支持智利奧古斯托-皮諾切特的獨裁政權，對東帝汶和孟加拉國的種族滅絕視而不見，而讓許多人的憤怒。

基辛格是一名猶太人，1938年，15歲的他爲了躲避納粹的迫害逃出德國，從此形成了一種保守的觀念，並主導了他在政府中的決策。

根據他的現實政治學說，應該通過外交和武力來實現權力平衡。在制定外交政策時，他很少使用理想主義，這使他在擔任國家安全顧問以及後來擔任美國最高外交官——國務卿的八年時間裏與人權倡導者產生了矛盾。

巴里-蓋文（Barry Gewen）在《悲劇的必然性：亨利-基辛格和他的世界》（2020）一書中寫道：“通過‘由悲觀主義和對人性的朦朧看法塑造’的透鏡，基辛格認爲決策者的作用不是引導世界沿著某種預先設定的道路走向普遍正義，而是以權力對抗權力，遏制人類的各種侵略行爲，並盡其所能避免災難。” 基辛格用這種方法爲冷戰時期在越南、智利和中東等偏遠衝突地區做出的政策決定辯護。

基辛格不止一次地借用作家約翰-沃爾夫岡-馮-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的話說：“如果讓我在正義與混亂和非正義與秩序之間做出選擇，我總是選擇後者。” 批評者認爲，無論如何，他一心一意要限制蘇聯的霸權，是在追求他認爲更崇高的事業時的道德失敗。

沃爾特-艾薩克森（Walter Isaacson）在《基辛格傳》（1992年）中寫道：“基辛格最突出的特點，也是他的個性和政策的基礎，是一種連他最狂熱的批評者都承認的智慧才華。在閒聊或正式會議上，他能夠將細微差別和獨到見解交織在一起，將討論帶入一個更高的層面。”

基辛格在美國社會中的地位有時超越了外交。這位學者型的政治家從未失去德國口音，戴著標誌性的黑色牛角邊眼鏡，在20世紀70年代初擁有了被崇拜者的地位，經常與華盛頓喬治城的上流社會人士打交道，並與表演藝術家吉爾-聖約翰（Jill St. John）、坎迪斯-伯根（Candice Bergen）和雪莉-麥克萊恩（Shirley MacLaine）約會，從而使隱居的尼克松黯然失色。他解釋說：“權力是終極春藥。”

作爲尼克松的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設計了一套基於保密和排斥的決策程序，通過繞過中國國務院和國防部官員來迎合其上司對官僚主義的蔑視。艾薩克森稱，尼克松和基辛格實際上是在白宮掌管外交政策，他們通過後方渠道向國際領導人傳遞信息，卻不通知負責部門。

他還利用尼克松的妄想癥，下令對下屬和記者進行竊聽，以查明信息泄露的來源。白宮大量使用監控手段導致總統於1974年因“水門醜聞”辭職，而醜聞源於對民主黨中國全國委員會總部的竊聽。

通過解凍美國與中國的關係並實現與蘇聯的緩和，基辛格實現了所謂的“三角外交”。1971年，基辛格祕密訪華，爲次年尼克松訪華鋪平道路。這次外交政變震驚了美國公衆。1972年，尼克松與蘇聯總書記勃列日涅夫簽署了《反彈道導彈條約》。兩國政府承諾不部署針對戰略彈道導彈的大規模防禦系統，希望以此冷卻軍備競賽。《反彈道導彈條約》有效期長達30年，直到2002年美國退出該條約。小布什總統在2001年911襲擊事件後表示，該條約阻礙了美國保護自己免受未來恐怖分子或流氓國家襲擊的能力。

晚年，基辛格和他在華盛頓的繼任者一樣，將注意力轉向了亞洲。2011年，在他88歲時，他出版了長達600頁的著作《論中國》，介紹了中國的歷史和外交。1972年2月21日，基辛格陪同尼克松訪華，中美關係正常化迎來標誌性的重大時刻。據中國新聞網報道，基辛格曾表示，第一次訪問中國後，他此後已有100多次踏上這片土地，“每次都會有新的收穫”。今年7月，基辛格訪華，這是他最後一次踏上中國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