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聯儲在1995年7月宣佈降息25個基點的“勝利舉動”可能正是鮑威爾想要模仿的。

當時由格林斯潘領導的美聯儲表示，“由於1994年初開始的貨幣緊縮政策，通脹壓力已經減弱，足以適應貨幣環境的適度調整。”

在遏制了初期的通脹之後，美聯儲當時選擇開始放鬆對經濟的控制，而且時機也是非常好，失業率延續了八年的下降趨勢。就業和經濟增長在可能陷入衰退的情況下雙雙回升。

這是現任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及其同僚想要效仿的時刻。格林斯潘領導的美聯儲提供了一個在價格壓力下實現“軟著陸”的案例。對於鮑威爾來說，要完成從允許通脹在他的任期內爆發到在沒有衰退的情況下將其引導回2%，他將需要完全摸透這個加息週期直到第一次降息。

市場對美聯儲降息時機的猜測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投資者押注美聯儲將不遲於明年5月開始降息。

儘管經濟數據越來越像格林斯潘在1995年所面臨的情況，但決策者可能仍不願宣佈戰勝通脹，通脹似乎將繼續放緩，庫存過剩拖累未來投資，政府支出可能收緊，消費者支出料將減弱。

當時，這就引出了一個問題：爲什麼聯邦基金利率應該保持在近6%的高位。目前，美聯儲官員可能仍不願回答這個問題，尤其是在11月份強勁的就業報告公佈之後。Evercore ISI副主席Krishna Guha寫道：

“12月的會議更有可能保持是政策謹慎的最後一搏，我們預計政策制定者對降息時機和幅度的指導不會太具體。”

美聯儲上一次加息還是在5個月前，其暫停週期爲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最短”。

以1995年的成功案例爲“指引”

如果1995年是一個指南，那麼美聯儲何時降息可能取決於未來幾個月就業市場、信貸、消費者支出和通脹本身的表現。

隨著那一年的發展，格林斯潘領導下的美聯儲變得自信起來，並認爲他們已經爲持續的“反通脹”奠定了基礎，因爲經濟增長低於潛在水平，且似乎即將放緩。

鮑威爾領導下的美聯儲可能正在接近同樣的境地。美國第三季度井噴式的經濟增長受到消費和投資數據的推動，市場預計這種情況不會重現，未來幾個月庫存過剩可能拖累產出。

消費者支出也在下降，部分原因是利率上升減緩了消費者信貸。企業也可能面臨信貸緊縮。

所有這些都將導致就業和工資增長放緩，通脹穩步放緩。實際上，10月CPI數據根本沒有上漲。

儘管美聯儲已經大舉加息，但美聯儲最近在減緩物價上漲方面進展緩慢，目前通脹率仍高於其2%的目標。

花旗分析師最近指出，就業市場“對降息前景將變得越來越重要”，就業市場持續強勁是美聯儲維持聯邦基金利率在5.25%至5.5%區間不變的理由。

上週公佈的數據顯示，11月失業率從3.9%降至3.7%，三個月平均新增就業崗位仍超過20萬個，高於疫情前10年的18.3萬個。

美國銀行美國經濟學家Michael Gapen表示，他認爲通脹數據將暗示美聯儲的降息路徑。他說，一旦美聯儲的目標通脹指標，即PCE年率“明顯低於3%”，未來3年和6個月的趨勢在2.5%或更低，降息可能就會出現。“這會讓你進一步相信，通脹正在放緩。”

在鮑威爾的最新評論中，他指出，近幾個月來，PCE實際上已經達到2.5%，而美聯儲理事沃勒指出，如果通脹持續穩定下降“三個月、四個月、五個月”，那麼在許多標準規則下，降息是合理的。

然而，如果這一進展停滯不前，降息將進一步推遲，任何通脹抬頭的跡象都可能引發進一步加息的討論。

雖然就業增速仍超新冠疫情前的平均水平，但其一直在放緩。

美聯儲可能不會明確承諾降息

但值得注意的是，美聯儲未來的任何降息都可能缺乏承諾。

正如沃勒所指出的那樣，美聯儲可能不會試圖進行經濟救援，而是旨在使政策與不斷下降的通脹保持一致。

換句話說，他們可能更在乎通脹下降，而非試圖打開貨幣水龍頭，對可能迅速導致衰退的衝擊作出反應。

例如，2000年科技股的崩盤促使美聯儲在2001年1月至12月期間將大約6.5%的聯邦基金利率下調了近5個百分點。從2007年9月到2008年12月，美聯儲以類似的激進方式降息，以應對房地產市場崩潰和金融危機。

相比之下，格林斯潘在1995年7月降息，直到同年12月纔再次降息，並在1月再次降息。此後，利率一直保持穩定，直到1997年3月才上調。
這是“大穩健”時期的一部分，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的動盪飆升之後，通脹得到了控制，在這十年的大部分時間裏，經濟增長和就業都保持強勁。

鮑威爾經常引用類似的長期擴張時期作爲最佳運行案例，在這種時期，低失業率的收益會蔓延到不那麼富裕的人羣，家庭可以取得穩定的進步。

在12月會議前的最後一次公開講話中，鮑威爾表示，未來一段時間美聯儲將“謹慎”行事，因爲通脹的單方面風險與美聯儲走得太遠的風險將更加平衡。他說：

“緊縮不足和過度的風險正變得更加平衡。我們現在不需要著急……我們得到了我們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