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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通貨緊縮戰鬥的數十年中,日本央行已經習慣於在貨幣政策上特立獨行。2024年可能也是如此。
由於通脹率超過2%目標的情況已持續一年半以上,人們普遍預計,日本央行行長植田和男將在市場押注美聯儲即將轉向降息之際取消全球最後一個負利率政策。
日本央行前官員渡邊勤(Tsutomu Watanabe)表示:“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如果這一次植田和男不能使政策正常化,他可能不得不在任期的剩餘時間裏繼續推行寬鬆的貨幣政策。”渡邊勤在今年早些時候曾被認爲是日本央行行長的潛在候選人之一。
日本央行副行長冰見野良三(Ryozo Himino)在最近發表的講話中概述了加息的一些好處,這助長了人們對負利率即將結束的觀點。儘管如此,據外媒報道,日本央行官員認爲沒有必要在12月19日做出決定,因爲他們需要更多通脹具有可持續的證據。
經濟學家也不認爲下週會出現重大意外,但他們確實認爲存在日本央行明年會更早而不是更晚採取行動的風險。本月接受外媒調查的50多名日本央行觀察人士一致認爲,明年4月份是最有可能做出政策調整的時機,其中約15%的人認爲植田和男將在1月份終止負利率。
與此同時,美聯儲最新的季度預測顯示,政策制定者們預計明年將降息75個基點,促使交易員幾乎肯定首次降息將在明年3月。週四亞盤,隨著交易員加大對美聯儲2024年更大幅度降息的押注,日元兌美元匯率攀升逾1%。
駐東京的瑞穗銀行首席市場經濟學家Daisuke Karakama在一份報告中寫道:“作爲唯一一家將貨幣政策從超寬鬆狀態轉向正常化的主要央行,日本央行的政策空間將非常緊張。他們可能會強調,其他央行的政策不會影響他們自己的政策,但我認爲,如果可能的話,他們會希望在美聯儲降息週期開始之前採取正常化措施。”
市場參與者已做好迎接日本央行政策轉向的準備。上週日元大幅走強以及日本基準10年期美債收益率創下一年來最大漲幅,表明投資者正在消化日本央行將提前採取行動的想法。隔夜掉期交易顯示,日本央行在明年1月前放棄負利率的幾率約爲40%。
儘管對轉向時機的看法存在分歧,但交易員和經濟學家一致認爲,植田和男正進入其行長任期的關鍵階段,這將決定未來幾年的局勢。如果政策收緊過激,可能會導致來之不易的價格持續上漲的跡象被扼殺,但等待太久可能會完全失去機會,日元和日本國債收益率可能面臨新一輪市場壓力。
政治風險同樣很高。當前,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努力控制執政黨三十年來最嚴重的金融醜聞之際,他希望尋求政策平穩過渡。
岸田文雄可能希望,日本央行的任何舉措都能支撐日元並削弱物價上漲勢頭,同時不會擾亂市場,也不會引發公衆對抵押貸款成本上升和政府借貸成本上升的擔憂。假設岸田文雄還能保住其在自民黨的職位的話,他還將在9月份面臨黨內領導權的競爭。
岸田文雄上週與植田和男討論了貨幣政策,加劇了人們對日本央行即將採取行動的猜測。植田和男當天早些時候已經在議會告訴議員,從今年年底開始,他的工作將變得更加“具有挑戰性”。
儘管大多數發達經濟體一直在努力遏制一代人以來最嚴重的通脹爆發,但日本政策制定者卻在朝另一個方向努力。在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裏,該國一直遭受價格疲軟的困擾。因此,實現一個穩定的通脹週期,推動收入、消費和增長,一直是央行和政府的目標。
好在一些令人鼓舞的跡象逐漸顯現:自去年4月以來,日本的物價漲幅已經超過了2%的目標。然而,在通脹率突破2%大關之初,日本央行堅稱這不是它所追求的通脹類型,令海外投資者的預期感到困惑。
日本央行認爲,日本需要的是由工資上漲推動的需求驅動型通脹,而不是能源價格上漲等成本推動的通脹,因此需要維持負利率等刺激措施。這一觀點使薪資走勢成爲外界猜測日本央行政策轉向時機的首要因素。
如果工資增長不能超過物價增長,那麼實際消費仍將繼續疲軟。隨著消費者繼續削減支出,日本三季度GDP摺合成年率年化萎縮2.9%,這是自疫情最嚴重時期以來的最大降幅。
在經濟萎縮的背景下,十多年來首次加息可能會導致日本央行重蹈覆轍。第四季度GDP數據將於明年2月15日公佈,預計將顯示經濟擴張,屆時可能會爲日本央行掃清這一障礙。
與此同時,在今年創下30年來的最高漲幅紀錄後,工會正在呼籲進一步加薪。在3月份備受期待的“春季薪酬談判”結果出來之前,一些企業高管已經承諾大幅加薪。
日本央行此前也提及“春季薪酬談判”,但尚未澄清在終止負利率之前是否需要取得強有力的結果。事實上,一些人認爲,它可能希望在結果出來之前採取行動,而不是等待更小的機會窗口。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亞當·波森(Adam Posen)表示:“如果‘春季薪酬談判’的結果疲軟,2024年6月、7月通脹數據開始走低,那麼他們將很難有充分理由加息。因此,作爲純粹的預測,我認爲他們在3月底之前加息的可能性爲50-70%。”
日本央行已經調整了部分刺激計劃,允許10年期國債收益率出現更大波動。至於這些調整是前瞻性的還是預防性的,日本央行觀察人士的看法不一。
渡邊勤認爲,日本央行今年調整收益率曲線可能是被外國投資者所迫,後者認爲通脹過高,無法證明利率處於低位是合理的。
他說,“只有一個贏家,要麼是日本央行,要麼是全球投資者。我認爲日本央行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會贊同海外投資者的觀點,因爲他們在金融市場擁有巨大的影響力。”
一些經濟學家擔心,如果日本央行正常化導致日本投資者減少海外證券投資,將資金轉移回中國,將對全球市場產生影響。
其他人則擔心日本央行的退出計劃缺乏明確性,以及它將如何出售其持有的鉅額債券和交易所交易基金,這些債券和交易所交易基金已使其資產負債表膨脹至GDP規模的127%。作爲發達經濟體中擁有全球最大的公共債務的國家,其償債成本是經濟規模的兩倍多,這對其他國家的影響令人擔憂。
“最嚴重的金融危機往往發生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哈佛大學教授肯尼思·羅格夫(Kenneth Rogoff)說道,“日本經濟的復甦對全球經濟有利,但日本利率的復甦可能是一個重大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