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教授、歐洲研究所所長亞當·圖澤（Adam Tooze）近日撰文表示，比美聯儲加息更嚴重的，將是政治驅動的美元貶值。以下是他的觀點。

美元既是美國的貨幣，也是世界的貨幣。儘管美國佔全球GDP（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大約15.5%，但美元涉及所有國際貨幣交易的88%。全球約58%的儲備都以美元形式持有。

這種不平衡局面在經濟上的影響是複雜的。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支撐著美國的經常賬戶赤字，有利於美國進口商，併爲世界其他地區創造市場，但也使美國經濟偏離了貿易商品。美元的全球普及使美聯儲不自覺地成爲了世界中央銀行。美元的無處不在也賦予了美國巨大的權力。美國的金融制裁對商業來說無異於死刑判決。

在一個日益多極化和對抗的世界裏，這種對抗與合作的奇怪混合體還能持續多久呢？

華盛頓的一些人擔心，美國會過度使用其制裁手段，侵蝕人們對美元的信心，從而最終削弱美國自身的權力來源。然而，對現狀構成更全面威脅的是貨幣體系本身的運作方式。

當美元充裕、美國利率較低且其他貨幣堅挺時，全球美元體系運行得最爲順暢。輕鬆獲取美元可以激發世界各地的經濟活動。而目前的情況正好相反。美國經濟的強勁復甦迫使美聯儲加息，導致美元匯率飆升，給世界各地的美元業務帶來了壓力。

這種情況令人不適，但本身並不足以引起系統性的擔憂。世界各地的金融精英都知道如何應對強勢美元帶來的壓力。歐洲央行和日本央行將調整它們的利率設定。主要的新興市場央行擁有干預並管理貨幣貶值的火力。

但是，如果匯率波動足夠大，且美國利率長時間保持較高水平，這種表面上的平靜可能會被打破。美元問題可能被推入政治領域。巴西總統盧拉不斷談論金磚國家設立美元替代方案，這並非無緣無故。在全球經濟的邊緣地帶，最近利率上升所造成的損害是深遠的。二十國集團委託進行的一項最新評估顯示，對世界上最貧窮國家的貸款在2023年出現了逆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未能予以彌補。結構性改革的需求顯而易見。

但強勢美元政治最爲關鍵的地方，在於美國自身。

拜登政府選擇不把美元的飆升當作問題，認爲這是美國經濟強勁復甦的徵兆。特朗普則沒有表現出這種剋制。

特朗普受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初美國危機時代的影響，對貿易和匯率持粗暴的民族主義觀點。對他來說，強勢美元“殺死”了美國，對其他國家有利。特朗普的親密顧問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贊成使用關稅來迫使美元貶值。在特朗普的圈子裏，甚至有人在談論讓美聯儲從屬於總統，以便強行實施更低的利率。

在拜登的領導下，美國政策制定者將產業政策、貿易政策、綠色能源和地緣政治嵌入了一個強有力的民族主義公式。若將貨幣體系加入其中，將會是一種真正爆炸性的混合物。爲了重振美國製造業而全面推動美元貶值，將使全球貨幣體系政治化，其程度遠遠超過金融制裁帶來的打擊。

當然，特朗普可能不會贏。即使他這樣做了，誰知道他是否認真對待他的任何經濟政策。但總的教訓是，決定美元體系未來的因素不是別的國家，而是美國自身的政治和經濟。

1944年，美國在佈雷頓森林建立了美元體系。前美國總統尼克松在20世紀70年代初首次打破了這一規定。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美國率先進入了量化寬鬆的新時代。2024年的問題是，美國目前的民主危機是否會蔓延到整個世界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