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聯首席經濟學家埃裏安（El-Erian）最新撰文指出，美聯儲官員在利率上的統一立場伴隨著三大風險。以下爲他的觀點：

無論是傳統上被認爲是“鷹派”還是“鴿派”，美聯儲官員最近在政策信號上的立場趨於顯著一致，即長期維持高利率。這一轉變發生在更多華爾街分析師對其經濟增長和通脹預測的不確定性範圍擴大的背景下。這種情況給經濟繁榮與金融穩定帶來了三大風險。

由於第一季度所有主要通脹指標均高於預期，美聯儲官員對其先前對持續緩解的價格壓力的預期變得更加謹慎。鮑威爾上週總結了這一轉變，他表示，自己對通脹下降的信心“沒有年初時那麼高”。

鑑於對通脹持更加謹慎的看法——以及2021年錯誤地將通脹描述爲“暫時性”的背景——美聯儲官員近期的講話一致強調，需要給予限制性貨幣政策更多時間來發揮作用。官員們已降低了他們對降息的預期，稱4月份較爲不那麼令人擔憂的通脹數據並不足以增強信心。事實上，正如沃勒週二重申的那樣，美聯儲官員正在尋找“更多幾次”良好的通脹數據，然後纔會考慮降息。

這種一致性並不能保證經濟和市場從此一帆風順，因爲它出現在人們對美聯儲判斷力和有效性信心已經動搖的時期。確實，有三個風險尤爲突出。

第一個風險與美聯儲在政策方法上的高度反應性有關，我認爲這種反應性過度了，或者用美聯儲目前最流行的術語來說，其“依賴數據”的方法。這導致美聯儲僅在去年12月就轉向了更爲鴿派的信號傳遞，進而讓市場有信心預計今年會有六到七次降息。促使那次轉向的一系列有利通脹數據隨後在第一季度被不太令人安心的數據所取代，隨之而來的是持續的政策大反轉，市場現在只預期一到兩次降息。

在一個充滿如此多不確定因素的世界裏，這種被動的做法是有問題的。對於一個政策工具行動滯後、其他通脹驅動因素對利率不那麼敏感的機構來說，問題就更大了。

第二個風險是，這一政策大轉向恰逢越來越多公司對消費者需求減弱表示擔憂之際。對於那些服務於低收入家庭的企業來說尤其如此，這些家庭的疫情儲蓄已被完全耗盡，信用卡餘額增加，承擔更多債務的能力已達到或接近極限。收入階梯底端的疲軟開始向上蔓延，增加了經濟對勞動力市場強勁的依賴。

第三個風險是，美聯儲的政策信號是基於一個過時的2%通脹目標。記住，2%並非某種複雜計量經濟學模型的輸出結果。相反，它是一個起源於新西蘭1990年代的任意目標，隨後被包括英國央行和歐洲央行在內的其他機構採納。在享受了一系列有利供應衝擊的世界中，這一目標大多是非約束性的。

正如我之前所主張的，對於不再受“華盛頓共識”（即自由化、去監管和財政紀律）錨定的中國經濟策略而言，2%可能是一個過低的目標。我們生活在一個與以往截然不同的經濟政策範式中。事實上，你只需注意到異常高的預算赤字與連續27個月失業率低於4%並存的情況，以及工業政策的普及和政府宣佈倡議所需的資金支持。

2%的通脹目標也受到全球範式變化的挑戰。追求極致全球化的緊密融合已讓位於碎片化、貿易和投資工具的武器化。這再次將長期的反通脹趨勢轉變爲通脹趨勢。

這三個風險的結合意味著，當前美聯儲官員觀點的統一性，尤其是如果持續超過幾個月，可能會不必要地削弱增長全球經濟擴張最有效的火車頭，且將伴隨著更明顯的貨幣和利率波動，打擊經濟中負債過高的部分，例如商業房地產。

未來貨幣政策的問題不是美聯儲是否會再次變卦。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對於仍然缺乏戰略支柱的美聯儲來說，再一次出現180度大轉彎是很有可能的，而且當經濟增長放緩幅度超過政策制定者的預期或接受程度時，美聯儲的反應將會滯後。關鍵的問題是，這種情況能否避免重大的經濟和財政損失，特別是對人口中最脆弱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