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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市場相信英國反對黨工黨有望在選舉中贏得壓倒性勝利,英鎊因此出現反彈,但英鎊的未來還要取決於下一屆政府能否讓憂心忡忡的投資者相信,其修復經濟的計劃是可信的。
英鎊匯率在貿易加權基礎上已回到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以來從未見過的水平。外匯交易員押注,隨著執政的保守黨領導下的政治動盪即將結束,英鎊匯率的波動將開啓新的紀元。
超過20名經濟學家和前政府官員表示,如果工黨在7月4日獲勝,中左翼政府將需要在應對保守黨尚未解決的經濟挑戰的同時,保持投資者的信任。
英國公共債務與GDP之比已達到63年來的最高水平,在截至2023年底的過去五個季度中,外國直接投資有四個季度下降。英國智庫財政研究所(IFS)表示,爲了避免削減開支,工黨將需要提高稅收或增加借款。
當投資者評估下一屆政府對這些問題的回應時,英鎊的風險平衡並不均衡,因爲英鎊當前的匯率水平已經反映了工黨在議會佔據多數席位將推動英國經濟增長的因素。
研究經濟政策不確定性與金融市場關係的利物浦大學金融學教授科斯塔斯·米拉斯(Costas Milas)表示:“不令人信任的政治形勢將使英鎊進一步貶值,並使其更加不穩定。”
基爾·斯塔默(Keir Starmer)領導的工黨在民意調查中的支持率領先執政的保守黨約20個百分點。
英鎊曾是國際儲備貨幣,目前的匯率遠低於2016年脫歐之前的四十年平均水平,但今年英鎊兌美元匯率約爲1.27,表現優於所有主要貨幣,在此之前還經歷了一段令人難忘的暴跌。
2022年,前保守黨首相利茲·特拉斯(Liz Truss)推出了沒有足夠資金支持的迷你預算案,引發了債券市場崩潰、債務成本上升和通脹加劇,導致英鎊兌美元匯率跌至1.03的歷史低點。
英鎊的過山車式波動促使評論員將其戲稱爲“偉大的英國比索”,將其與高風險的新興市場貨幣相提並論。英鎊匯率的波動性傳導至英國經濟,形成了一個負反饋循環。
米拉斯的研究也發現自2016年以來英國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直接導致金融市場壓力,包括匯率波動加劇,進而導致經濟增長低於原本應有的水平。
迷你預算案的失敗表明財政政策對英鎊的影響與利率同樣重要,但工黨的具體政策尚不清楚。
IFS本週對工黨和保守黨發表的選前宣言提出批評,稱其“隱藏和迴避”了鉅額稅收和借貸問題,造成了“知識真空”。工黨沒有立即回覆要求對其計劃和英鎊發表評論的電子郵件。
分析人士表示,工黨政府若能制定出可預測的政策並獲得市場支持,就有可能扭轉英鎊匯率波動和英國經濟之間的負反饋循環。
PGIM固定收益全球策略師吉列爾莫·費利克斯(Guillermo Felices)表示:“如果工黨按照市場預期行事,並表現出一定的財政責任感,那將是一種巨大的支持。”
晨星策略師邁克爾·菲爾德(Michael Field)表示:“最近英鎊的走強最終是爲了(預期的)穩定。”
根據倫敦證券交易所(LSEG)的數據,分析師平均預計英鎊兌美元將在12個月內升至1.2875。有些人認爲風險傾向於進一步上升。
距離工黨上一次執政已經是14年前,它渴望擺脫過去大幅徵稅和增加支出的形象。
Monex Europe外匯研究主管西蒙哈維(Simon Harvey)表示,外匯交易員短期內看好英鎊,因爲英國政府的財政狀況幾乎沒有給工黨任何過度支出的機會。
但如果英國經濟增長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善,他表示“仍然存在工黨過度左傾的風險,因此人們確實想看看這種趨勢在長期內會如何發展,而投資經理可能不喜歡在五年內看到這種情況”。
百達資產管理公司高級經濟學家尼古拉·馬爾科夫(Nikolay Markov)預測工黨將採取大規模投資的方案,這將導致通脹並對英國債券市場和英鎊產生負面影響。
英國面臨的通脹水平高於七國集團(G10)其他國家,2022年CPI同比增速一度達到11.1%的峯值。牛津經濟研究院計算,英鎊貶值10%將導致英國CPI在兩年內上升1.3個百分點。
斯塔默承諾刺激住房和基礎設施投資,這與美國總統拜登的政策相呼應,屬於長期舉措。
政府研究所研究員、前英國首相特雷莎·梅顧問吉爾斯·威爾克斯(Giles Wilkes)表示,“這是英國版的拜登經濟學,它不會涉及令市場不安的貨幣水平。”
曾擔任1990年代英國財政大臣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e) 經濟顧問的羅傑·布特爾(Roger Bootle)表示,斯塔默的財務主管雷切爾·裏夫斯(Rachel Reeves)可能會“繼續收緊開支”。
但TS Lombard宏觀主管、前中國財政部顧問達里奧·帕金斯(Dario Perkins)警告,如果工黨削減公共服務支出導致經濟壓力進一步加大,憤怒的選民可能會轉向民粹主義政黨,從而澆滅英國重建與歐洲貿易聯繫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