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就是現在的“日元先生”。一段時間以來，他一直都是，但世界需要一段時間才能明白。

這是在日元跌穿另一個大整數關口（160）後出現的一種簡化說法。

2024年日元貶值的最大驅動力是日本和美國之間巨大的利率差距。即使是遊離的日元多頭也對鮑威爾領導的美聯儲在今年晚些時候降息寄予厚望。

日元的波動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咎於華盛頓，這算不上是一個啓示。至少兩年來，對美國利率的押注一直是每天7.5萬億美元貨幣市場的主導力量。日元並不是唯一受到影響的貨幣，但其回落幅度卻非常顯著。

今年以來，日元兌美元匯率已下跌超過12%；其次是泰銖，跌幅爲7%。觀察日本政府下一步將在何時採取干預措施來緩解日元匯率下滑，已經成爲猜測日元將如何對關鍵的美國數據（如美聯儲偏好的通脹指標）做出反應的次要問題。

從這個角度看，東京發生的一切都無關緊要。三村淳（Atsushi Mimura）將在七月成爲日本外匯交易最高官員，他可能不會去管。日本央行行長植田和男也只是個小角色。

這當然有些誇張，但最近新聞報道的基調是“投降或徒勞”。幾個月來，人們把日元反彈的希望寄託在日本央行結束負利率政策上。

儘管日本的利率只是從略低於零的水平上升到略高於零的水平，但據說這是一個具有真正重大影響的事態發展。如果這不能阻止日元的回落，人們就指望通過干預來減緩下滑。4月底和5月日本當局購買了620億美元的日元，這可能確實讓一些交易員三思而後行了一段時間。但這些行動永遠不會扭轉局面，也不是它們的本意。

至於爲什麼會有人被稱爲“日元先生”，畢竟，沒有一個官員被公認爲“英鎊先生”、“韓元女士”或“林吉特博士”，這要追溯到20世紀90年代日本負責國際事務的副財務大臣榊原英資。無論誰擔任這一職務（每隔幾年輪換一次），其職責都包括全球貨幣事務，以及日本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作用等不太引人注目的職責。榊原做這項工作的時候，正是日本在市場上活躍的時候，幾乎總是爲了削弱日元或限制收益。

只要有可疑舉動，記者們就會在財務省的停車場守株待兔，在他的辦公室外徘徊，想聽聽他的意見，有時甚至在他的草坪上紮營。很多官僚都曾擔任過這一職務，但“日元先生”這一稱號將永遠與榊原聯繫在一起（財務省上週五宣佈，三村淳將接替自2021年起擔任這一職務的神田真人）。

七國集團達成的協議不鼓勵日本採取這種親力親爲的做法，日本如今很少涉足市場。因此，東京一旦參與，是值得注意的。除此之外，沒有別的辦法了嗎？也不是，但日本策劃日元反彈的空間受到很大限制。

日本央行總是可以將主要利率從零向上調一點，許多經濟學家預計最快本月就會加息。不過，植田非常謹慎。交易員們都認爲他將開始減少央行購債的數量，但他在上次政策會議上所做的只是成立了一個小組來研究這個問題。如果他真的加息，也應根據中國情況而非外匯動態來決定。

觀察和等待數據令人信服地指向美國將降息纔是主要的遊戲。無論鮑威爾“戴著哪頂帽子”，他都不會擔心太多其他事情。對美聯儲和每個人來說，美國纔是最重要的。

主權是相對的，尤其是在日元問題上。

以上觀點來自彭博亞洲經濟觀點的專欄作家丹尼爾-莫斯（Daniel Mo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