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日本東證指數創下了歷史新高，終於打破了追溯至1989年的前紀錄。從大約2020年3月算起，東證指數按總回報計算（即包括再投資股息）上漲了約125%。這一漲幅僅比標普500指數低幾個百分點，而歐洲斯托克50指數的漲幅大約爲100%，遠超富時100指數的68%。

只是有一個小問題。這是以當地貨幣計算的結果。如果將所有結果換算成英鎊衡量，則歐元區和美國的漲幅令人驚訝地相似，但東證指數的總漲幅卻不足50%，低於同期英國市場的漲幅。

是日元匯率走低造成了這種差異。在此期間，日元大幅貶值，這是因爲，儘管進行了幾次輕微調整，但日本的超寬鬆貨幣政策維持的時間遠遠超過預期。由於日本央行的無視，資金已經離岸尋找其他更高收益的投資機會。

前幾天，金融服務公司Gavekal Research聯合創始人Louis-Vincent Gave的一篇文章指出，來自日本的資金尋求更好投資去向，這些資金是日本在全球範圍內保持在較低利率水平的一個重要因素。他還認爲，美元的海外投資不僅流入美國國債，還大量湧入像英偉達這樣的半導體股票，從而推高了那裏的泡沫。

假設情況確實如此，那麼什麼可能會改變這種狀況呢？Gavekal Research的Udith Sikand指出，重燃通脹開始成爲日本的政治問題。日本當局可能數十年來一直希望重燃通脹，但日本消費者並不喜歡通脹上漲，正如世界上任何地區的消費者一樣，現在他們變得越來越不滿。

根據Sikand的說法，調查顯示通脹是導致首相岸田文雄支持率低迷的主要驅動力。這反過來使疲軟的日元成爲一個政治問題，因爲對於像日本這樣依賴進口能源的經濟體而言，日元疲軟是推動通脹走高的重要因素。

如果日本政府和民衆認爲控制通脹至關重要，你可以押注央行也會開始關注這個問題。但是，日本即使以今天的標準來看也是一個高度負債的國家，如何應對其國債收益率的上升呢？這就涉及到金融壓制的作用。

正如Sikand所說：“通過‘引導’日本機構從海外迴流資本，或者通過調整免稅儲蓄計劃規則來阻止海外投資，他們可以一舉兩得——逆轉導致日元貶值的資本外流，同時刺激中國對日債的需求，從而限制日債收益率。”

通常情況下，時機選擇和涉及的金融操作都十分複雜。但簡單來說，如果日本海外投資者的資金去向逆轉，那些受益於這些流動的資產價格會下跌（如果這些資產是國債，會推高當局國債收益率），而受益於資金迴流的資產會上漲。如果涉及大幅度波動，也可能推升市場波動性。

分析師John Stepek認爲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因爲資金流向快速逆轉引發的潛在動盪可能比自馬克龍和勒龐，或拜登和特朗普的事件都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