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大學女王學院院長、安聯集團和Gramercy的顧問埃裏安（Mohamed El-Erian） 近日撰文指出，美聯儲大幅降息是流動性主導範式的又一次演變，美聯儲向市場提供充足流動性的機制，如今已成爲一種防範範圍越來越廣的風險的保險政策。以下是他的觀點。

鮑威爾爲美聯儲異乎尋常地積極啓動降息週期所作的辯解，強化了市場的信念，即我們從未、也不太可能很快退出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首次興起的貨幣政策機制。

美聯儲向市場提供充足流動性的機制，如今已成爲一種防範範圍越來越廣的風險的保險政策。

美聯儲以降息50個基點的方式開啓降息週期，相對來說並不常見。而根據鮑威爾的說法，在經濟“處於良好狀態”、美聯儲“對勞動力市場能夠保持強勁勢頭越來越有信心”、財政政策一直如此寬鬆的情況下，這種情況發生就更不尋常了。

人們爲美聯儲激進的週期啓動提出了許多經濟原因，這應該不足爲奇。這些原因的範圍從抗擊通脹的“任務完成”到令人不安的經濟衰退高風險。其他被提及的原因包括亞歐經濟問題的溢出效應，以及考慮通脹因素後實際利率異常高企。

同樣也被提及的非經濟原因涉及總統選舉前的政治因素，擔心中東和俄烏局勢升級將破壞全球需求，甚至美聯儲受到市場的威脅，市場認爲美聯儲應該作爲單一使命的央行，只專注於其雙重使命中的“充分就業”的部分。

考慮到最近降息的幅度，這種猜測是很自然的，尤其是考慮到目前市場的不和諧，這些不和諧包括創紀錄的股市與經濟、政治和地緣政治不確定性之間的對比；儘管投資者對私人和公共部門債務高企感到擔憂，但對大規模新債發行存在巨大胃口；政府債券、高收益債券和黃金之間出現了歷史上不尋常的相關性，這三者都在上漲。

美聯儲官員在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會議後發表的第一批言論，並未爲大幅降息給出統一的理由。相反，我們必須等待未來幾周的數據發佈，以便事後評估美聯儲的理由。如果要我今天發表一個觀點，我會將此次降息描述爲兩種因素的結合：一是美聯儲爲防止出現新的政策失誤而採取的保險政策，即預防在太長時間內實施過緊的政策；二是美聯儲和市場都相信，這一政策的成本非常低。

從更長期的角度來看，這是流動性主導範式的又一次演變，也就是一些人所說的經濟金融化。正如我2007年在英國《金融時報》發表的一篇文章所詳述的那樣，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私營部門信貸工廠的過度活躍就體現了這一點。

政策制定者在流動性支持下進行了大規模市場干預，以降低私人部門資產負債表無序去槓桿化的可能性。這強化了人們對“美聯儲看跌期權”的普遍信念——即在市場動盪不安之際，美聯儲對市場提供支持的前景。在2019新冠疫情期間，隨著預算赤字令人瞠目，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從金融危機前的1萬億美元激增至9萬億美元，這種影響被放大了。儘管截至去年5月，失業率連續27個月低於4%，創下了歷史記錄。

這一切的結果是，流動性使市場定價脫離了傳統的經濟、金融、地緣政治和政治因素。事實上，最近的降息助長了重要的行爲傾向，使市場相信，充足的流動性支持不僅能幫助他們在不確定的現實環境中導航，還有助於預先防範未來的各種威脅。

難怪許多人將美聯儲的利率立場描述爲一種“保險政策”。它的有益影響通常伴隨著慷慨的保險，面臨著高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的權衡。具體而言，市場將此解讀爲通脹回升和金融不穩定性風險較低的信號。

定價合理的保險政策可以以一種三贏的方式增加經濟福利，惠及投保人、承保人和整個系統。這是目前經濟福祉在一定程度上寄託的希望，但這絕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