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幾個月裏，美聯儲主席鮑威爾明確表示，利率決定將根據接收到的數據逐次會議做出。

雖然美聯儲公佈了每位政策制定者的季度經濟預測摘要，但鮑威爾稱這些只是他們當時觀點的簡要說明。

“我們所做的實際事情將取決於經濟的發展態勢，”他在9月18日的最後一次新聞發佈會上說。

這聽起來合乎邏輯，但在貨幣政策領域，這是相當不尋常的。

各國央行總是關注有關經濟的最新信息，在短期的深度不確定性期間，他們會讓這些信息指引他們。但鮑威爾長時間堅持這種做法，開始讓一些投資者和經濟學家感到惱火。後者認爲，鮑威爾是時候對未來一年左右的經濟前景表現出更堅定的信心了。這將有助於公衆更好地理解美聯儲的政策走向。

“他們對數據的依賴正在造成更大的波動性，”大都會人壽投資管理公司（MetLife Investment Management）的策略師德魯·馬圖斯（Drew Matus）說。

馬圖斯說，經濟數據的質量已經惡化，大多數都是過時的。此外，數據修訂可能會顛覆以前關於經濟健康狀況和方向的假設。“這真的不是一種執行政策的好方法，”他補充說。

隨著通脹穩定下來，鮑威爾的批評者希望他講述一個連貫的、具有前瞻性的故事，然後談論圍繞這一前景的風險和重大問題。

經濟走向難以預測

新冠疫情後的經濟就像一隻野獸。每次經濟學家試圖給出預測時，它都會超出預期，往往朝著分析師沒有預料到的方向飛奔。

2021年，美聯儲官員和高級工作人員認爲，通脹飆升將是“暫時的”，但它直到2023年11月才跌破3%。在2023年初的銀行業動盪之後，經濟衰退的呼聲層出不窮，而那一年經濟增長了近3%。

“我對鮑威爾表示同情，”Evercore ISI的顧問約翰·羅伯茨（John Roberts）說，他在美聯儲理事會工作了幾十年，建立和完善了用於預測的美國經濟結構模型。“我們不應該認爲美聯儲的政策還算靈活嗎？”

儘管如此，數十年的研究表明，貨幣政策的作用不僅取決於利率水平的設定，還取決於市場參與者和公衆對未來一年左右利率走向的預期，而預測對於理解這一點至關重要。相比之下，依賴幾個數據則會導致美聯儲被爲期六週的數據週期所束縛。

“每位貨幣經濟學家都知道，貨幣政策貫穿於整個期限結構中，而不僅限於當前設定的聯邦基金利率，”達特茅斯學院教授、前美聯儲經濟學家安德魯·萊文 （Andrew Levin） 說。因此，“美聯儲需要清楚地解釋，如果其基線預測被證明是錯誤的，它將如何調整聯邦基金利率的路徑。”

數據依賴導致波動

最近幾份勞動力市場報告爲美聯儲提供了教訓，表明嚴格依賴數據的危害。7月和8月的就業數據明顯疲軟，因此美聯儲在鮑威爾的領導下以50個基點的大幅降息開始了寬鬆週期。

然後9月份就業增長反彈，7月和8月的讀數上調。交易員撤回了對另一次大幅降息的押注。一些經濟學家質疑美聯儲是否驚慌失措，行動太快。

導致市場迅速變臉的部分問題在於，美聯儲沒有一個共識的預測，而是每季度發佈19個單獨的預測。隨著時間的推移，政策制定者們要麼接受經濟預測摘要 （SEP），要麼與它保持距離，這取決於它對他們有多有用。

“有預測總比沒有預測好，因爲它讓討論變得有紀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所長、英國央行政策委員會前成員亞當·波森（Adam Posen）說。“如果沒有預測，那麼討論就只是關於每個人對接下來會發生什麼的感受。”

美聯儲主席確實很重視委員會對經濟前景的看法。在每次政策會議之前，他都會與FOMC的每一位成員進行交談。會議記錄顯示，在會議期間，官員們的敘述通常非常詳細和具有前瞻性，鮑威爾擔任理事時也是如此。但這些文字記錄要五年後纔會公開。

在9月會議後的公開講話中，鮑威爾就當前狀況說了很多，並描述了美聯儲將如何應對某些風險。但他沒有詳述中期前景。

安永首席經濟學家格雷戈裏·達科（Gregory Daco）表示，鮑威爾的風格更多是“對可選性持開放態度”，而不是對預測持懷疑態度，這在某種程度上是不尋常的。

達科說，他對經濟的發展“非常坦率”。儘管如此，“前瞻性的視角將是有用的。”

波森和前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等研究通脹目標的學者認爲預測至關重要，因爲它讓公衆和金融市場瞭解爲什麼央行會以這種方式應對新一輪數據。

現任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傑出高級研究員的伯南克在今年對英國央行預測方法的評論中寫道，“央行定期發佈經濟預測具有多項溝通功能。”

他說，它“爲公衆提供了政策決策的廣泛依據”，並且“有助於使私人經濟決策和總體金融狀況更廣泛地與央行的觀點保持一致，從而使政策更有效地推動經濟朝著預期的方向發展。”

New Century Advisors首席經濟學家克勞迪婭·薩姆（Claudia Sahm）表示，一個有關經濟預期如何發展的可靠、有條理的故事，也有助於政策制定者討論經濟前景面臨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