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幾年，美國接連遭遇一系列通脹衝擊：疫情打亂供應鏈、大規模財政刺激、俄烏衝突、移民政策收緊、關稅壁壘以及國債規模預估飆升。然而投資者始終預期通脹將在數年內迴歸2%水平。這種信心的根源在於：人們本能地相信無論遭遇何種衝擊，美聯儲都能像汽車剎車系統那樣確保通脹受控。

如果特朗普成功迫使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去職，這一根本假設將徹底崩塌。美聯儲將不再是對政府的制衡力量，而會淪爲行政分支的附庸，使通脹目標讓位於債務成本等政治優先事項。

屆時會發生什麼？市場必然劇烈反應，但預測崩盤可能過度悲觀。即便在特朗普可能撤換鮑威爾的預期下，美股仍創出新高。畢竟貨幣政策對通脹的影響存在漫長且多變的滯後期。

真正風險在於：當通脹壓力顯現時，畏於觸怒總統的美聯儲若不敢採取行動，其臣服後果將逐漸顯現。投資者和公衆將不再相信長期低通脹的承諾。而由於預期具有自我實現特性，通脹本身就會因此持續攀升。

獨立性如何終結？

上週，鮑威爾潛在繼任者、前美聯儲理事凱文·沃什（Kevin Warsh）自信宣稱下任主席將保持獨立性：“貨幣政策獨立性至關重要。”

另一位競爭者、特朗普的顧問凱文·哈塞特（Kevin Hassett）也表示：“白宮所有人都明白美聯儲獨立性的極端重要性。”

但美聯儲能否保持獨立並不取決於下任主席。如果特朗普能解僱鮑威爾，同樣可以解僱其繼任者。

5月最高法院曾示意總統無權無故撤換包括主席在內的美聯儲理事。特朗普上週三雖表示不太可能解僱鮑威爾，但留下“若涉欺詐則需離職”的話柄。其團隊正試圖以美聯儲總部裝修超標爲由構建解職依據。

特朗普對工程成本的關切頗具選擇性。以美墨邊境牆爲例：2016年競選時他宣稱造價80-120億美元且由墨西哥支付。國土安全部數據顯示，特朗普首個任期實際耗資170億美元納稅人資金，工程未完工且墨西哥未出一分錢。近期國會共和黨人又追加465億美元撥款。

顯然，總部裝修只是特朗普真實意圖的幌子：他想換上願主動降息的人選。若借裝修問題逼退鮑威爾得逞，總統將認定自己可以任意撤換任何美聯儲主席。

需明確的是，主席在制定利率的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由7名理事和12位地區聯儲主席中的5位組成）僅有一票。但若特朗普能更換鮑威爾，就能陸續安插親信替換其他理事，進而撤換不配合的地區聯儲主席。白宮預算主任拉斯·沃特（Russ Vought）等顧問長期主張貨幣政策應由總統掌控。

投行Piper Sandler分析師指出，無論鮑威爾是被迫離職或任滿至明年5月，其繼任者都將被視爲“瑕疵品”。“無論誰接任，市場都會質疑其獨立性。我們正在見證的美聯儲政治化是劃時代變局。”

這真的很重要嗎？

懷疑論者或許認爲美聯儲從未真正獨立。哈里·杜魯門（Harry Truman）、林登·約翰遜（Lyndon Johnson）、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和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都曾施壓美聯儲維持低利率。

但與特朗普不同，他們多在幕後操作，深知保持獨立性表象的重要性。即便如此，美聯儲當年的妥協仍助推了1960-70年代的通脹。

1993年至今，歷任總統避免干預貨幣政策，使通脹穩定在2%左右直至2021年。

批評者將2021-22年通脹飆破7%視爲“獨立美聯儲”的失敗證據。實則疫情對供應鏈和勞動力市場的衝擊本就註定推高通脹。鮑威爾與大多數人一樣，未能預見這些衝擊與刺激政策催生的需求碰撞會產生多大能量。但當他意識到問題後，便果斷大幅加息甚至不惜引發衰退。

難能可貴的是，通脹回落並未伴隨衰退——因爲當供需恢復正常時，工資和定價機制也隨之迴歸。勞動者和企業始終未形成長期高通脹預期。這恰恰是1993年後貨幣政策框架的勝利而非失敗。

當然勝利並不徹底。美聯儲核心通脹指標仍處2.7%高位，超出2%目標。不過理事沃勒（另一位潛在繼任者）上週四稱剔除關稅影響後已接近2%。

鮑威爾若遭解職後果如何？

高盛5月研究顯示，全球央行突發領導層更迭後，兩年內通脹率通常額外上升1-2個百分點，且無益於經濟增長。

此類事件在新興市場更常見。2021年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撤換央行行長，繼任者在通脹已達15%時仍執意降息，導致里拉暴跌，次年通脹飆至85%。

美國雖非土耳其，其金融體系信譽很大程度上正源自美聯儲獨立性。但美元貶值、金價上漲等跡象已顯示這種信任正在流失。更危險的是，市場通脹預期正在抬頭。

摩根大通利率策略師指出，基於通脹保值債券的三至四年期預期通脹率（剔除關稅影響後）已從6月底的2.15%升至2.36%，這很可能反映對鮑威爾去職的擔憂。

短期內通脹大概率繼續回落，因爲疲軟的勞動力市場抑制了薪資壓力。真正的考驗將在經濟過熱、物價壓力重現時到來——屆時美聯儲能否不顧總統好惡自主決定利率，將產生深遠影響。

就像汽車剎車失靈總是到需要制動時才被發現，這個系統的失效風險往往在危機降臨前被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