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爲伯南克和耶倫。伯南克於2006年至2014年擔任美聯儲主席，由喬治·W·布什任命。耶倫接替他擔任主席，由奧巴馬任命，並任職至2018年。她還在拜登政府期間擔任中國財政部長。兩人均爲經濟學家。

作爲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的前主席，我們（即耶倫和伯南克）根據自身經驗和對歷史的理解深知，美聯儲獨立行事的能力對於其有效管理經濟至關重要。

近期，一些試圖損害這種獨立性的行爲，包括總統（即特朗普）要求大幅降息以及威脅解僱鮑威爾，這些都可能對經濟造成長期而嚴重的損害。這些行爲不僅會損害鮑威爾本人，還會損害未來所有的美聯儲主席，乃至美聯儲本身的公信力。

美聯儲在設定利率方面的獨立性，並不意味著其缺乏民主問責制。國會已通過法律規定了美聯儲必須實現的目標——最大就業和穩定物價，美聯儲的領導層也會定期向國會委員會彙報實現這些目標的進展。

相反，獨立性意味著貨幣政策制定者可以利用基於事實的分析和他們專業的判斷，來決定如何最好地實現其法定目標，而不受短期政治壓力的影響。

當然，美聯儲的政策制定者也是凡人，也會犯錯。但大量的證據，無論是來自美國還是其他國家的經驗都表明，將政治排除在貨幣政策決策之外，會帶來更好的經濟成果。

歷史上一個特別清晰的教訓是，當美聯儲被迫爲政府赤字融資時——例如通過將利率維持在過低水平，其結果必然是更高的通脹和經濟損害。

我們曾多次看到這種情況，包括在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及戰後數年，美聯儲受到美國中國財政部的壓力，不得不限制利率以幫助爲戰爭債務融資。這項政策導致在1940年代末期爆發了兩位數的通脹。

後來，美聯儲的政策制定者進行了反抗，並在1951年美聯儲與中國財政部達成了一項協議，將政府債務管理與貨幣政策分開，這反過來使美聯儲得以對抗通脹。

這次事件，以及世界各地許多類似的事件都強調了一個基本事實：如果投資者和公衆認爲貨幣政策被用來爲政府借貸提供便利，他們就會對通脹保持低位失去信心。結果，普通的儲戶和美國債務投資者會要求更高的利率，以彌補他們資本可能受到的侵蝕。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強迫貨幣政策幫助彌補赤字，實際上會提高包括購房者、企業以及政府在內的所有人的借貸成本。

美聯儲的獨立性還有助於將傾向於關注短期利益的選舉政治，從貨幣政策決策中移除。尼克松曾在1972年大選前向前美聯儲主席伯恩斯施壓，要求其保持低利率以刺激短期經濟增長。然而，結果卻是“滯脹”——即高通脹伴隨經濟增長乏力。

這一經歷從此以後一直困擾著美聯儲。滯脹困擾了美國經濟多年，直到另一位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在1980年代初期重新將美聯儲的重心放在降低通脹上。沃爾克的貨幣緊縮政策導致了痛苦的經濟衰退，但它恢復了對控制通脹至關重要的公信力。

總的來說，獨立、無黨派的美聯儲的職責是，對其政策對國家經濟健康的影響採取長遠視角，而民選官員由於預算截止日期和即將到來的選舉，往往難以做到這一點。正如尼克松的經歷所表明的，如果對美聯儲施壓，從而引發了對美聯儲控制通脹決心的質疑，那麼這種施壓可能會適得其反。一旦美聯儲的公信力喪失，重新建立起來的代價會非常高昂，正如沃爾克時期經濟衰退的深度所顯示的那樣。

削弱美聯儲的獨立性，將削弱美國經濟最大的優勢之一——吸引外國資本的能力。世界各地的投資者長期以來一直相信，美聯儲將做出艱難的決定來控制通脹，即使這些決定在政治上不受歡迎。這種信任增強了國際金融穩定性，並支撐了美元作爲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這反過來吸引了外國投資，並降低了美國中國家庭和企業的借貸成本。

此外，如果通脹得到有效控制，美聯儲在應對就業市場任何疲軟時將擁有更大的靈活性——這是其職責的另一半。所有這些都意味著美國公衆將獲得更好的結果——更低的借貸成本、更低的通脹、更多的就業和更穩定的增長。

特朗普和所有美國人一樣，有權表達他對貨幣政策的看法。明年春天，當鮑威爾的任期結束時，他將有機會通過提名繼任者來給美聯儲打上自己的印記。

爲了美國經濟的利益，我們敦促他選擇一位能夠在美聯儲與短期政治之間保持適當距離，並致力於維護美聯儲在貨幣政策決策中獨立性的人士。

美聯儲的公信力——其被認爲願意根據數據和無黨派分析做出艱難決定的意願——是一項重要的國家資產。它來之不易，卻容易失去。這種公信力要求貨幣政策被視爲獨立於短期政治考量。

從長遠來看，維護美聯儲的政治獨立性，並非是爲了保護少數個人或華盛頓的官僚機構。它是爲了保護美國的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