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週的美聯儲會議可能出現自1993年以來從未發生過的局面：不止一位理事反對主席的政策立場。這一切的基礎，早在數週前就已悄然鋪陳——歡迎來到“繼任競賽時代”的貨幣政策博弈場。

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及其同僚已明確表態，在本週的會議上，他們傾向於維持“觀望”策略。而兩位可能投出異議票的官員——克里斯托弗·沃勒（Christopher Waller）與米歇爾·鮑曼（Michelle Bowman）——恰好是由特朗普任命的理事。兩人此前都曾表達支持降息的立場，而特朗普也多次在公開場合呼籲降息。

兩位理事與鮑威爾的分歧，正值特朗普加大對鮑威爾的施壓力度之際。從突襲式訪問美聯儲，到公開攻擊其領導能力，在鮑威爾任期將於明年5月結束的背景下，潛在繼任者也已開始暗中角逐。

上一次有超過一位美聯儲理事在同一場政策會議中投下反對票，還要追溯到30多年前的一次會議——而這段期間已歷經259場政策會議。

美聯儲的利率決策委員會共有12名成員，包括7位由總統提名、在華盛頓總部任職的理事。其餘5位擁有輪值投票權的成員來自各地方聯儲銀行，由其各自的理事會任命。

在1980年代，美聯儲理事投出反對票的情況相當普遍。當時的里根政府曾有意在聯儲理事會中安插“自己人”，以削弱時任主席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的政策權威。但自1990年代初以來，美聯儲理事投反對票的頻率遠遠低於地方聯儲主席。

這種變化部分反映了美聯儲內部逐漸形成的“共識文化”。而如今，特朗普的干預力量正威脅著這一制度性和諧的延續。

“特朗普第一任期時，並未從根本上改變美聯儲的DNA，” SGH宏觀顧問公司的首席美國經濟學家蒂姆·杜伊（Tim Duy）表示，“但現在人們感覺，在特朗普第二任期裏，美聯儲很可能無法倖免。”他補充道：“大家越來越擔心，特朗普終將影響所有機構，而美聯儲或許已經到了抵抗力耗盡的時候。”

儘管歷史上罕見，但本週的反對票或許不會如以往那般令人震驚。去年9月，鮑曼打破沉默，成爲19年來首位在會議中投下反對票的美聯儲理事。她反對當時將利率從5.3%這一20年來高點下調半個百分點的決定，理由是核心通脹仍高於聯儲目標，政策制定者需謹防刺激需求。此後她在11月與12月會議中轉而支持小幅降息。

沃勒則在今年3月對美聯儲減緩縮表節奏的決定投出反對票。

自特朗普於2018年提名鮑威爾出任主席以來，美聯儲僅有四次會議出現多位官員投下異議票，最近一次發生在2020年，當時聯儲發佈“長期維持低利率”的疫情指導政策。但那幾次異議投票，全部來自地方聯儲主席，而非總部理事。

實際上，即使鮑威爾決定本週降息，也可能招致來自“鷹派”的反對，因爲他們擔憂這將重新點燃通脹。

特朗普今年提名鮑曼擔任美聯儲的“首席監管官”，負責監督銀行體系。沃勒則是在2020年底加入美聯儲理事會。

沃勒在美聯儲內部被視爲思想影響力頗重的學者，他曾提出一些不拘一格但後來被驗證有道理的經濟主張。過去一年，他就認爲美聯儲不應對關稅引發的短期物價上漲反應過度，而應更關注勞動力市場的實際疲弱。因此，他主張本週應啓動降息。

曾擔任鮑威爾副手的前美聯儲副主席理查德·克拉裏達（Richard Clarida）提醒外界，不應將潛在異議簡單視爲“政治作秀”。“我希望如果他們真的投出反對票，人們也能認真聽一聽他們的理由，”克拉裏達說。

沃勒也明確表示，他並非出於“反對而反對”的心態，而是將反對票視爲一種“有原則但極爲審慎的行動”。他在接受彭博電視採訪時表示：“如果你要投下反對票，就必須非常清楚你這樣做的理由，要確保它不是一種變成常態的姿態。”

不過，近幾周以來，沃勒也並未掩飾他有意接替鮑威爾的興趣。在一些現任與前任美聯儲官員看來，若他本週投出異議票，可能是他保住“黑馬候選人”身份的關鍵一搏。

然而，投下反對票並不一定能換來更大的政策影響力。選擇投反對票的官員，往往會失去參與撰寫會後政策聲明的機會——而這正是美聯儲向市場釋放未來政策意圖的重要工具。

“鮑威爾擅長在分歧中縫合共識，”前美聯儲高級顧問威廉·英格利希（William English）表示，“但這一次的情況，可能連他也無法調和，那他們或許只能維持上次會議的基調，不再多做修飾。”

以上內容來自《華爾街日報》著名記者，素有“新美聯儲通訊社”和“美聯儲傳聲筒”之稱的Nick Timira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