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喬治·W·布什總統任內擔任美國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現任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與金融學教授的格倫·哈伯德（Glenn Hubbard）近日撰文指出，儘管近期有關美聯儲的媒體報道傾向於聚焦利率何時及以多大幅度下調，但更重大的問題已然顯現。鮑威爾的任期將於明年5月結束，在遴選其繼任者時，關注點不應放在短期市場考量上，而應聚焦於能改善美聯儲整體表現與問責制的政策及流程。全文如下。

美國總統特朗普要求美聯儲大幅下調聯邦基金利率以提振經濟活動、降低政府借貸成本，這可能迫使美聯儲走向過度通脹的貨幣政策，進而可能推高10年期美國國債的期限溢價——這是中國財政部長貝森特一直強調的金融指標。期限溢價上升將推高聯邦政府、家庭及企業的借貸成本。此外，對美聯儲制定貨幣政策獨立性的擔憂可能削弱對美國金融市場的信心，進一步壓低美元匯率。

但這並非意味著特朗普應簡單尋求美聯儲的“連續性”。鮑威爾領導下的美聯儲確實存在失誤，導致通脹高企、溝通時而笨拙且不協調，貨幣政策策略也不清晰。

我不認同特朗普及其顧問關於美聯儲受政治或黨派動機驅動的觀點。即便在政策問題上我與美聯儲官員或鮑威爾存在分歧，我也從未懷疑他們的誠信。然而，鑑於他們的失誤，我認爲美聯儲確實需要進行一些內省。除了聯邦基金利率的短期路徑，下任主席——連同聯邦儲備委員會與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還需解決諸多政策問題。

有三個問題尤爲重要。第一是美聯儲的雙重使命：確保物價穩定與充分就業。許多經濟學家（包括我在內）批評美聯儲在2021年和2022年表現出通脹偏向。40年來最高的通脹率引發了一個迫切問題：美聯儲是否對通脹與就業賦予了恰當的權重？

顯然，“靈活平均通脹目標”策略（即若此前通脹低於2%，允許通脹升至2%以上）並不成功。美聯儲應採用何種新方法來實現通脹目標？如何讓美聯儲更好地對國會和公衆負責？它是否應定期發佈通脹報告？

第二是美聯儲資產負債表的規模與構成。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大幅擴張，並逐漸轉向“充足準備金模型”（即準備金水平長期維持高位）。但爲實施貨幣政策，資產負債表需要多大規模？長期國債和抵押貸款支持證券（MBS）相對於資產負債表其他項目應占多大比重？若這類資產要發揮核心作用，美聯儲如何最好地將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操作區分開來？

第三是金融監管。美聯儲認爲需要哪些監管改革才能避免近年來美國國債市場出現的代價高昂的壓力？如何改進銀行監管？鑑於監管本質上是一個政治議題，美聯儲如何最好地將這些活動與其貨幣政策制定（獨立性至關重要）區分開來？

解決這些政策問題還需要重新思考流程。如果美聯儲承認並探討關於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在經濟運行中作用的更多元觀點，它將能更有效地應對不斷變化的經濟環境。

美聯儲在通脹問題上的失誤、對金融監管的過度自信及其他錯誤，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所有組織都容易陷入的“羣體思維”。地區聯儲主席的觀點傳統上反映其自身背景和當地情況，但這並不容易轉化爲多元的經濟觀點。特朗普不應基於官員在下次利率制定會議上可能的投票傾向來遴選美聯儲官員，而應更重視知識與經驗的多樣性。同樣，美聯儲自身也應更積極地尋求並傾聽學術界和商界領袖的不同意見。

對政策與流程提出問題，爲下任美聯儲主席所需具備的成功特質提供了指引。這些特質顯然包括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知識、成熟獨立的判斷力，也包括多元的領導經驗，以及對能提升機構表現與問責制的新思想和新視角的開放態度。希望特朗普對下任美聯儲主席的遴選，以及參議院的確認流程，能重視這些特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