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週，英國長期借貸成本攀升至數十年高位，導致英國財政大臣蕾切爾·裏夫斯（Rachel Reeves）不得不駁斥外界關於這個高負債國家正走向財政危機的說法。

多數經濟學家目前認同她的觀點——但僅止於當下。經濟學家表示，在工業化國家債務規模創下紀錄新高、償債成本持續攀升的背景下，英國可能成爲金融市場中的“煤礦裏的金絲雀”（比喻風險預警信號），是美國、法國等其他債務國潛在危機的先行指標。

“英國並非唯一面臨這種情況的國家，”凱投宏觀（Capital Economics）英國副首席經濟學家露絲·格雷戈裏（Ruth Gregory）指出，“G7多國存在一個共同問題：引發潛在財政危機的條件似乎已具備，儘管這並不意味著危機即將到來或不可避免。”

去年，英國工黨政府宣佈實施一代人以來最大規模的增稅政策，稱此舉是“一次性舉措”，旨在填補不斷擴大的公共財政缺口，並向投資者證明英國對平衡財政收支的決心。但如今，外界預計裏夫斯將在11月再次要求英國納稅人繳納數十億美元額外稅款。

背後原因在於：英國借貸成本持續上升，經濟增速未達預期，且儘管政府在議會中擁有穩定多數席位，卻仍難以削減不斷膨脹的福利支出。經濟學家擔憂，這種循環可能會反覆上演。

過去20年，在低利率推動下，各國政府陷入“舉債狂歡”。如今利率上升，投資者擔憂西方政府不願做出政治上艱難的決策以削減公共支出，導致政客陷入“不斷加稅的惡性循環”。法國政府可能在未來一週倒臺，因其提出的削減支出、取消兩個公共假日（通過增加兩個工作日提高稅收）的計劃遭到政治反對。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數據，發達經濟體債務佔年度經濟產出（GDP）的比例自2007年以來已翻倍，至約80%。IMF表示，到本十年末，全球公共債務佔GDP比重可能接近100%，部分原因是借貸成本上升。

過去一年，全球各國政府債務的淨利息支出增長11.2%，達2.72萬億美元，部分源於高通脹持續推高利率。

英國並非西方債務規模最大的國家，也不是經濟增速最慢的國家。但與美國不同，英國沒有主要儲備貨幣；與歐洲鄰國不同，英國不屬於擁有“大型央行”的貨幣聯盟——歐洲央行曾幫助債務高企的成員國制定救助計劃。此外，英國近年來就曾爆發過市場動盪：2022年，時任首相利茲·特拉斯（Liz Truss）推出“無資金支持的減稅+大規模舉債”政策後，英鎊匯率暴跌，特拉斯上臺僅數週便被迫辭職。

如今，投資者要求英國爲借貸支付“小幅溢價”——英國借貸成本近年大幅上升，部分原因是通脹持續高企。過去一週，英國30年期國債收益率攀升至1990年代末以來的最高水平，超過債務規模更大的法國；英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目前爲G7國家中最高，超過美國。

“有些國家債務規模或赤字率更高，但當你看到償債成本佔比時，問題就凸顯出來了，”加拿大皇家銀行藍灣資產管理公司（RBC BlueBay Asset Management）固定收益首席投資官馬克·道丁（Mark Dowding）表示。

英國預算責任辦公室的數據顯示，明年英國債務利息支出預計將達1112億英鎊（約合1500億美元），是該國國防支出的兩倍；目前英國政府債務佔GDP比重低於100%，但受人口老齡化及醫療、養老金支出增加推動，預計到2070年代初將升至270%。

凱投宏觀的格雷戈裏表示，這些因素疊加，使英國債市成爲“潛在火藥桶”——無論是中國還是海外的市場危機，都可能引發其國債收益率進一步飆升。

有人認爲，恰恰因爲英國央行具有獨立性、不太可能爲政府提供救助，英國將成爲“首個”直面疫情後債務過剩現實的國家。“過程會一團糟，會很痛苦，但英國至少會直面問題，”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高級研究員羅賓·布魯克斯（Robin Brooks）表示，“其他國家可能要等到危機爆發纔會行動。”

摩根大通歐洲利率策略主管弗朗西斯·戴蒙德（Francis Diamond）則認爲，目前英國不太可能重演特拉斯時期的市場崩盤。過去一年，英鎊對美元匯率上漲，與特拉斯時期或1970年代英國接受IMF救助時的大幅貶值形成鮮明對比。

但整體趨勢並不樂觀。去年當選的工黨政府曾誓言要承擔更多“財政責任”，但其今年首次嘗試削減福利支出增長的計劃，就因本黨議員反對而夭折。7月，裏夫斯在議會中因“放棄小幅削減福利”計劃而眼眶泛紅——此前工黨議員威脅要“反叛”，一項針對老年人的燃油補貼削減計劃也被迫擱置。

經濟學家表示，這使得裏夫斯在今年秋季公佈支出計劃時面臨“艱難平衡”：既要找到增稅途徑，又不能扼殺經濟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