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聯儲於當地時間週三下調政策利率，開啓了市場期待已久的降息週期。部分投資者預計這輪寬鬆將持續至2026年，最終將利率降至3%左右。美國民衆可能期盼降息能爲購房者、政府及各類企業家庭借款人帶來長期利率下降，但遺憾的是，這種期待很可能落空。

回顧近期歷史頗具啓示意義：當美聯儲在2024年類似情形下啓動降息時，10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竟大幅攀升。其原因涉及多重因素——包括石油市場動態、以及特朗普減稅和關稅等經濟提案提升其選舉勝算等。同時有評論認爲，當時收益率上升是因爲美聯儲誤判降息時機，可能引發新一輪通脹壓力。

無論對當時市場行爲作何解釋，這段歷史都鮮明揭示了一個事實：美聯儲對美國國債收益率曲線的長端影響有限。債券市場自有其運行邏輯。

當前形勢與當年不乏相似之處。如今與2024年一樣，美聯儲面臨通脹與就業市場的雙向風險。雖然失業率總體處於低位，但不良趨勢已現端倪；而頑固的通脹數據更成爲決策者的心頭刺——事實上當前通脹前景較去年九月更趨惡化。

根據美聯儲最新經濟預測概要，決策層核心人士現在預計，最受關注的核心個人消費支出平減指數今年將上漲3.1%，2026年仍達2.6%，這明顯高於2024年降息時政策制定者的預期。

決策者自身對當前雙向風險有著清醒認知。在週三隨利率決議發佈的季度預測中，19位政策制定者中15人認爲失業率預測風險偏向上行，12人對核心PCE通脹持相同判斷。這或許意味著降息決定反映的是對美聯儲“雙重使命”（物價穩定與最大就業）雙雙承壓的預判，只是對就業風險的擔憂最終壓過了對通脹的顧慮。但這種風險組合隱隱透出“輕度滯脹”的氣息，很難想象債券在這種環境中能大幅走強。

最後，債券市場還須應對持續的政治噪音干擾——這種影響在2024年大選期間就已存在，但遠不及當前程度。最近數月，特朗普利用其平臺大肆鼓吹將利率降至1%左右，這種被經濟學家和市場參與者普遍視爲極不明智的主張。他持續攻擊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將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斯蒂芬·米蘭（Stephen Miran）安插進利率決策委員會，並試圖驅逐理事麗莎·庫克（Lisa Cook）以擴大影響力。

無論特朗普的圖謀能否得逞，這些行動都已損害美聯儲作爲獨立、非政治性技術機構服務美國人民的公衆形象——僅此一點就可能爲通脹升溫創造更適宜的環境。

最終結論是：未來幾個月的長期債券收益率和抵押貸款利率很可能觸及階段性低點。特朗普或許能如願獲得更多降息，但在當前政治經濟背景下，真正關乎民衆福祉的基準借貸成本恐怕難以實質性下降。